别了，国企医院

2018年的最后一天，“国有企业医院”将告别历史舞台。

这些生在特殊时期、计划经济孕育的国营厂矿企业医院，秉持着传统思维和运营模式，随着煤炭、石油等主体企业式微，能获得的“输血”渐趋稀薄，退守的路已被淹没，如今不得不按照相关要求，与主体企业强行切割，重寻出路。

剥离出国有企业的指令，截止日在2018年12月底。国资委为这些医院划出四条道路：移交地方管理、关闭撤销、资源整合和重组改制。

剥离改制始自16年前，当时7000多家国企医院占据着公立医院体系近三分之二的江山。在医疗资源总体不足的中国，它们面临的不是“死亡”，更像“凤凰涅盘”——选对路，阵痛之后走出升天；如若不然，或将面临多轮改制。

至2017年，中国医院协会企业医院分会的统计显示，仍有2000多家国企医院没有完成改制，其中30多家三级医院、260多家二级医院、300多家一级医院，其余多是卫生所。

当看到国资委的决心没有动摇，2018年前十个月，国企医院的剥离速度陡然提升。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吴同兴在10月召开的企业医院分会年会上表示，90%以上的国企医院完成了剥离工作。照此计算，这10个月的剥离速度，是过去15年平均剥离速度的6倍多。

按照相关政策指向，剩下没有改制的国企医院，纵有万般不舍、千丝牵连，也会被强行剥离。今年7月，国资委指定华润健康、国药集团、中国诚通、中国通用、中国国投、中国国新等六家央企作为托管平台，没有完成改制的国企医院将被划入托管平台，部分地方国资委也在搭建类似托管平台，为大限“兜底”。

对于已经完成剥离和待剥离的国企医院，在关闭撤销与移交政府之外，似乎只有一条路径：与资本共舞，谋求出路。

如同嗅觉灵敏的猎犬，各种资本闻风而动，轮番用PPT展示自己的“肌肉”，以求将好医院纳入自己的医疗版图中。这两年涉及数亿元的国企医院整体被收购的案例频发，催生出多个超万张床位的医疗集团。

最后时刻，对优质医疗资源的争夺愈加激烈。而另一个战场已悄然开启。

不同背景的资本、收购方，都在投石问路：这些剥离出的医院选择哪条路线“变身”？有的初现成功之象：留住了人才、止住了亏损、门诊量和高难度手术量上涨；有的则摇摇欲坠：决策失灵、资金匮乏，职工甚至围堵医院。

选择哪种模式，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过，正如一家医疗集团高管所言，医院投资只有30%跟投资有关，70%是社会管理工作。

对于资本或接收方来说，国企医院改制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剥离之后，国企医院姓什么？

清晨8点30分，浅雾薄霾中，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南侧，鳞次栉比的店面渐次“苏醒”。这里的学校、饭店、商厦，几乎都带着“济钢”的名头，大多招牌老旧，唯有附近一个指向济钢总医院的路标牌上，新添加的“济南”二字格外鲜艳。

这家由济南钢铁集团成立于1958年的企业医院，至2017年从济钢剥离后，最终由济南市卫计委接管，成为名副其实的公立医院，其间一波三折，清晰地展现了虽事关身家性命、却命不由己的传统婚姻式改制。

济钢总医院将被转卖的消息在2014年传出时，就是分离母体的一刻。有些职工倾向于进入体制、交给卫计委管理，以获得事业编制，医院也能享受到公立医院的优惠政策与补贴；而另一些员工则不然，“不管是转卖给资本或者与其合作，职工都能获得好处。”一名济钢总医院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医院部分管理层也不愿意将医院交给卫计委——医院在自己手中或者跟资本合作，自己能有绝对的话语权。

主张与资本合作的一派，暂时占了上风。济钢总医院副院长任兆增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当时母体企业山东钢铁集团曾先后接触过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大医疗”）、华润医疗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华润医疗”）。

随后，一份济钢总医院与资本合作的方案上报到山东省国资委。方案很快被省国资委打回来。“估摸是（市）卫计委看上了我们医院。”上述济钢总医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拥有近4万名员工的济钢集团已搬离济南，数万名留守的济钢职工和家属对济钢总医院仍保持一定的忠诚度，且作为一家二甲医院，其此前服务区域辐射到附近30万居民。

如部分职工所愿，济钢总医院成为当地公立医疗体系中的一部分——最终医院被收入济南市卫计委麾下。

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兖矿总医院济东院区。

2017年，雄心勃勃的新里程医院集团（下称“新里程”）携金而来，与兖矿集团达成协议，包括济东院区在内的兖矿医院体系做成一个内生型三级诊疗体系。就在双方流程基本走完，准备举酒庆功时，优质资产济东院区突然被划入了地方卫生系统。

当地政府给兖矿集团开出了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兖矿在向济东社区移交“三供一业”时，地方政府提出把济东院区一起移交，不然不接收“三供一业”。按照国资委的要求，企业剥离时，国有企业原本拥有的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职能，将移交给社会专业单位管理，即“三供一业”移交。

地方政府的意志坚定，兖矿总医院体系中的济东院区是难得的设备新、地方宽敞。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济东院区靠近省级旅游开发区太白湖新区，当地政府计划在此建“医养”结合项目，原有的医疗资源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可观的床位数与基础设施。况且，2017年上半年，兖矿集团将济东院区定位为工伤康复中心，总院董事会已经通过这个5000万元的项目，在新里程的收购计划中，也有意继续推进这一项目。

 “对于国资委来说，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剥离就可以，对如何改不会有大的限制，只要在规定的四个选项中合法进行就可以；可是，到了各个省国资委，考虑的出发点可能就不一样了。”一名医院人士对记者分析。

尽管随着资本渐已成势，社会共同办医的理念已入人心，甚至渗透到一些政策中，倾向于与资本合作的医院多起来。然而，包括本轮改革在内，剥离之后的国企医院姓什么，从来不是这些医院能左右得了的。

吴同兴在上述企业医院分会年会上表示，2017年剩下的2000多家待改制的国企医院中，约四分之一移交给政府，三分之一关闭撤销，或转为企业内部的门诊部。其余的，或引进社会资本、重组改制，约400家左右可能要进入托管平台。

医院成建制地整体移交当地卫生部门，是此前几轮改制国企医院的首选：这样可以避免因缺乏细化、可操作性的配套文件而产生的政策风险；在很多国企医院员工看来，这是一种理想的改制：成为政府主办的医院后，优惠的政策、宽松的监管、丰厚的补贴、顺畅的医保等，足够诱惑。

但现在各地医疗资源丰富起来，地方政府变得挑剔，常常不愿意兜揽国企医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分析，地方卫计委愿意收国企医院，一般基于三种可能：延续医院的公益性，便于进行统一的改革——这要求地方政府财力雄厚；便于公立机构集团化作战、应对外来的竞争；对于一些亏损的国企医院，政府觉得价格比较划算。

那些钟情于进入体制的医院与职工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医疗资源的规划。

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国企医院，最受地方政府的青睐，否则，“整体上经营、管理问题多的国企医院，想要移交地方很难”。国家卫健委体改司一名官员告诉记者。

剥离大限不可更改，借助平台进行托管的“缓兵之计”，国资委也划定了托管条件，抑制部分医院“打擦边球”的冲动：只有已经明确改革路径，因人员、股权等问题暂时无法实施才可以托管；规定托管时限不得超过三年，违者直接划给央企规定的平台公司。

据了解，除了国资委指定的六家平台公司，辽宁省、河南省等地国资委设立了地方性托管平台，临时接收剥离出的国企医院。在托管期间，医院仍然可以进行改制、洽谈资本合作；其中的优质资产，也成为托管平台中主营医疗业务的平台公司的潜在“下单”对象。

河南某国企医院副院长11月底接受采访时透露，他所在的能源集团计划打包出售旗下医院，可是仍想尽量留住其中的三甲医院，虽然也一直都在跟资本谈合作，想尽量拖到最后时限。“很多医院职工想卖给大机构，涨涨工资，未来的发展也更明朗，可是集团有自己的打算；目前来看，留住是不可能了，估计年底会被托管”。

 “最终没人要的医院，可能会被拍卖，像河南的做法，总之剥离是没有回头路的。”某医疗集团高管告诉记者，托管平台也需要配备专业的医院管理团队，并要加强监管，“否则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国资委同时关上了另外一扇可能的“擦边球”大门：对于欲将医院进行集团内部整合的“过渡性”做法，需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在三年过渡期内逐步退出。否则，考核问责。

这意味着，在地方卫生部门眼力范围之外，希望继续存续的国企医院，牵手各路资本可能是唯一路径。

留住人，还要改人心

改革中，最大的变数是人，处于改革动荡期的国企医院，人心浮动。

从旧主国企的“坑”，跳进市场的“潮”，改制后的国企医院，能否尽快学会游泳，需依靠医院与资本方的融合和管理能力。

能游多远？

这取决于能否与旧思维断舍离，真正去拥抱市场，为民众提供合适的医疗服务，这条路能否走通，对改制中的国企医院均是重大考验。